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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1/7/27 20: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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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陕西医疗事业研究

——医院医院为个案

王硕丰

摘要:本文根据大量史料,首次汇总出基督教在陕西的传教概况。认为其在传教的同时,主要通过开办教育、医院、战地救护、慈善救助等方式扩大基督教在陕西的影响,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改善了陕西人民的医疗、教育状况,尤其医院展开的医疗事业,传播西医、培养了大量本地西医医护人员,促进了地方卫生事业的发展和社会风俗的改良,融洽了与社会各界的关系,其所从事的医疗慈善救助和战场救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和良好的信誉。

关键词:医院;基督教;医疗

中图分类号:B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07--05

近代以来,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大量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为了便于中国人接受基督义理、方便传教,教会以医疗、教育、慈善等方式为手段,拓展教会事业。美国基督教差会的一个负责人曾明确指出教会慈善事业的目的“应该以直接达到传播基督福音和开设教堂为目的……因此,作为一种传教手段,慈善事业应以能被利用引人入教的影响和可能作为前提”[1]。其中医疗在中国的发展以美国公理会传教医生伯驾(PeterParker,-)在广州医院①作为开始,在陕西则是从姜感思医生(HerbertJenkins,-)年在西安创办医院②开始。近代以来,基督教会在陕西一共创办了3所医院、1所护士学校及22处诊所③,从数量上看,这比同时期国内其他地区(尤其是东部)薄弱一些,但同样对陕西人民的身体健康及陕西医疗事业的近代化带来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英国浸礼会在陕西医院——医院为个案,分析西医在陕西的传播及影响。

一、基督新教在陕西

在进入陕西传教的新教教会中,内地会④是最早的,其总部在上海。年,内地会的传教士鲍康宁((FrederickWilliamBaller,-)与金辅仁(GeorgeKing,-)二人由汉口出发,两个月后抵陕,开始了内地会在陕南的传教历程,其中南郑县的教务最为发达,教会在当地建有两座教堂[2],汉中是当时内地会在陕的第一个据点。

年,英国浸礼会⑤牧师莫安仁(EvanMorgan)、敦崇礼(MoirDuncan)及邵涤源(ArthurGostickShorrock)将基督教传入西安。浸礼会在华总部设于上海,下设山东、山西、陕西三个省教区。19世纪末,由于回民起义及严重旱灾,渭河北岸土地荒芜,人口骤减。当时的三原县令焦云龙(-)是山东人,他召集同乡来陕开荒,其中部分山东移民在家乡时已皈依基督教,常在一起做礼拜、读经文。当时在山西太原的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得知这件事后,认为是扩大浸礼会传教区域的好机会,就派郭、莫、邵三人先后入陕,在三原县东关油坊道购买土地[3],建立教堂。此三人在西安城东关长乐坊东新巷内设立差会,建立了第一座基督新教教堂,这以后,英美其他基督教修会也陆续派传教士进入陕西[4]。从19世纪中起,先后有20个左右的基督新教差会来到陕西⑥,其中以英国浸礼会势力最大。

二、基督新教在陕西医疗卫生情况

民国时的陕西经济落后、对外闭塞、卫生条件差、水质不好,生活水平和环境的低劣使得人民健康很成问题,尤其传染病严重。同时,陕西医疗设备落后、医护人员匮乏,人民的健康水平十分低下,这为基督教在陕西开展医疗事业提供了一个契机,成为传教士传播福音、开拓教务的一个突破口。笔者查阅陕西省志及西安市志、各县志等多份文献资料、文史档案,首次统计出陕西省基督教医疗卫生概况,见表一。

表一?陕西省基督教医疗卫生统计表

由上表可知,近代以来,有8个新教教会在陕建立医疗机构,医院3所、护士学校1所、诊所22所,医院中,两所都是浸礼会所建,其中之一便是医院。

年11月,新教浸礼会派英国医学博士姜感思等人来到西安,在东木头市开办了“医院”,虽然规模不大,医院的建立标志着西医、西药从此来到西安,西安有了近代医学科技。辛亥革命期间,医院,对陕西乃至周边甘肃、河南、山西等地战事起到不容小觑的救援作用。民国五年(年)该医院更名为“医院”。陕西解放时,医院中,医院是规模最大、床位最多、设备最新、名声最大、医护人医院[5]。自创建起直到年由*府接管(医院),医院作为一所负有医学和传医院,在其半个世纪的发展中,一方面设备在不断更新,规模在不断扩大,成医院;另一方面,它在陕西这个中国西北部的传统地域文化环境里求生存,其发展深受地方文化的影响,逐渐本土化。

三、医院历史发展中的本土化体现

(一)中国职员的加入

医院在创办初期,仅有姜感思、德弥士(CreasySmith)等四位英国来的医生、32张床位(男、女各半)[6],随着病人的增多、医院规模的扩大,已明显人力不足。由于尚处于汉语学习的初级阶段,因而在行医初期,姜感思不得不在一名翻译的帮助下接诊,随着长期的磨合及对这位翻译的成功考验,姜感思开始正式启用这位中国翻译为部分病人诊治,这位翻译可以说是最早的陕西西医[7]76。年1月,医院聘用受过培训的中国人李真为药剂师,并开始为其传授有关麻醉的知识,希望把他培养成麻醉师。曾经在斯波尔丁(Spalding)语法学校学习过的郑天毓给李真担任助手,同时也学习麻醉知识,他工作认真,很快受到医生们的重视[7]83。不久之后,郑天毓代替李真担任药剂师,而李真开始做松垂眼睑的小手术(这是医院常见的手术)。次年,又一名本地男孩跟随郑天毓学习配药。李真则与来自西安教会中学的三名毕业生受派前往汉口,参加医学培训[6]。

年3月,由南京中央红十字会派来数名从日本留学归国的中国医学生,前往医院,协助医务传教士的工作[8]96。同年4月,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一名姓张的中国医学生抵达西安,在医院进行实习[8]。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府要求各地建立红十字会,救助革命*伤员和普通民众,然而红十字会的成员以往大多只是看门人、厨师和苦力,缺乏专业医务知识,医院,于是陕西红十字会和医院医院和医疗队,这些会员们在协助医务传教士的过程中逐渐学习了为伤员绑扎绷带、为医生递拿器械等简单工作,他们的合作紧密而有效,达成了很好的合作关系[8]。

年医院开办护士培训学校,毕业的学生大多进入到医院工作。这意味着更多的医院的工作中。-年的五十余年间,英国浸礼会前后共向医院派遣医生二十余名?,其余所有医护人员全为中国人。目前虽无具体中国人员人数、名单,可据统计,-这十二年间,医院的病床增加了四十张,住院病人平均一年四千余人?,如此庞大的工作量,需要的医护者必定不在少数。

(二)自养程度提高

自养亦称经济独立,医院依靠收取医疗费、个人或团体捐助等方式来维持正常运作,不再完全依赖差会。医院最初实行免费医疗,其经费由差会提供,如医院开办初期是完全慈善性质的,不仅免费看病治疗,住院疗养者还提供衣食,一切开销皆由英国浸礼会提供。随着教会在华医疗事业的拓展,医院、诊所数目的成倍增加,教会不堪重负,不得不改变原来免费医疗的初衷,实行收费制度。如年的医院曾因经济困难几近停办,不得已将之前完全免费的*策改为“多收一些富人的钱、白治一些穷人的病”?。而总会除供给英国医师薪金及医药器械外,其余费用基本由医疗收入、捐助等方式获得。辛亥革命爆发后,越来越多的伤员需要在医院治疗,为此秦陇复汉*?*府除给医院划拨了8所房间外,还和陕西红十字会负责为伤员提供食物。关于医院的开支,也由英国浸礼会、陕西红十字会和陕西*府外交部门共同支付。据记载,医院所需费用大多由教友捐赠,而药品购买费由浸礼会与红十字会共同出资?。年,陕西外交部门一位姓林的先生代表新*府,与医院协商后达成协议,医院收治的所有伤员和病人的开支,均由*府支付[8]93,陕西当地的浸礼会教友也多向医院捐助。医院受到轰炸严重,重建门诊部的时候,一面募捐,一面开工?,医院的重建多亏了当时当地各大慈善家。辛亥革命结束后,医院获取浸礼会资助已非常少,所有经费基本都由治疗费和中西教友捐赠而来。

(三)与地方*府合作

近代地方*府与医学传教界人士的合作由来已久,其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提高,这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以及教会理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联。随着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向前推进,中国城市公共卫生建设被提上日程,而中国传统医事制度的滞后,促使“中国官员越来越频繁地向兼行医术的传教士征求有关公共卫生、卫生措施……等方面的意见”[9]。

年由英国浸礼会出资,在陕传教士莫安仁、邵涤源出面,获得官府允准和帮助,在西安城内东木头市购买了带有大院落的房屋若干,设病房(病床32张)、门诊部、手术室、聚会室,作为医院的院址。后由于规模扩大、辛亥革命中医院立有功勋,陕西省*府向医院赠地一块(41亩?),于是年医院迁至今天西安城内大差市,而建筑费则由中西友人筹募而来?。

医院员工和病人的主要食物,面粉的需求量很大;医院的另一项工作。面粉和棉花都是由当地*府以低廉价格提供给医院的。可见当时的西安*府对医院甚为支持,从*府到百姓,均提供力所能及之援助。

除了上文提到的辛亥革命后革命**府、红十字会与医院的合作外,在浸礼会医师赴延安巡诊期间,当地*府与医生多次交谈,延安知府高度赞扬了英国医生前往延安巡诊的目的,说“你们是为我们的老百姓做好事,把他们从大的恶行中解救出来”,还承诺将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为医师们提供一切帮助[10]45。浸礼会决定由医院在延安开设一家戒烟所,很快医院在当地教堂旁购地并设20张床位[6],供烟毒患者定期治疗,这也是医院初次与西安以外的地方合作。

综上,虽然医院在发展过程中,在培养中国医护人员、与*府合作、采取自养等方面向本土化迈进,但就像其他医院一样,它毕竟初期由教会提供主要资助、以传教为目的,始医院。直到年2月12日,中华基督教陕西大会接管了英国浸礼会在陕西的全部财产,其中也包括医院;同年7月20日与西安市卫生局组成理事会,医院,次年即年9月10日,西安市人民*府下令市卫生局接收管理,正式将医院医院,医院与西方差会的一切联系,主权问题彻底解决,真正实现了本土化。

四、在陕医院的医疗实践活动

(一)医学教育

医学教育是教会传播西医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协助医院成长的同时,为中国西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医院从开办起就是医疗与教育并进的,除上文所述四名来自西安教会中学的毕业生受派前往汉口、参加医学培训课程外,年,由浸礼会出资选拔数十名青年男子至齐鲁大学医学院、汉口技术专业学校学习化验和药品调剂?。

医院负责医学教育中的初步阶段:护理教育和助产士教育。由于中国社会对护理这一职业曾经怀有偏见,此二者一直发展缓慢,这显然与医院对护理人才日益增长的需求不相适应。年赴武汉的伦敦会著名传教士纪立生(GillisonThomas)曾呼吁:“建设医院,大量需要护理和助产士,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这样的培训中心”?,年医院开办护士培训学校、助产士训练班,是全省培养护理专业人员最早的专门学校。这所学校前后毕业者近人,服务于各地卫生、医疗机关,协助*府推行卫生工作?。同年医院组建护理部,此后各届主任由英国人担任,而副职均由中国人担任,各病房有正式护士1-2人担任病房护士长,病室护理工作主要依靠护士学校的实习生。西安解放前,医院的妇产科已有35张床位。医院对陕西的护理、助产教育工作做出了开先河的贡献,据民国37年(年)统计,西安市42所公、医院共有护士名,占全市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34.84%[5](国际上护理人员占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标准为50%),由传统中国零护理上升到如此高度,这个功劳非医院莫属。

(二)慈善救济

慈善救济是基督教的传统,也是吸引民众入教的有效手段。近代中国贫困落后,兵荒马乱,各种灾荒不断,瘟疫流行,慈善救济是医院赢取中国社会信任、扩大影响力的最好途径。

辛亥革命期间,医院被分派东线和西线?医院,救助革命*伤员。医院成为西安城内各分院和东线、医院的总部,几乎充当了陕西革命**医总院,幸存下来的满族妇女儿童挤满了妇女病房区。革命爆发后,伤员人数众多、伤情复杂,医院的医师总共才4名,每天诊治多名伤员[6]。革命爆发后的四个月内,西安城内又出现了天花和伤寒,医院做的手术很多。随着东、西战线的伤员被送回医院,陕西省外交部门遂将医院划归秦陇复汉**府**部直接管辖,使其一度扩展到拥有7家分院,其中红十字会管理2家,陕西外交部门管理2家,其余3家由医院直接管理[10]。

医务传教士在救助伤员和普通民众的过程中获得了赞誉,*府支付了他们之后前往洛阳旅行的费用,还颁发荣誉绶带,多次宴请,大都督张云山亲自出席,各届民众和*队伤员赠送精致牌匾和一把丝绸质的万民伞,上书“刮骨疗疾”,之后秦陇复汉**府为了表示对医师们的感谢,医院,并取名为“姜感思-医院”?。而医院的两名西医——姜感思、罗伯逊,分别因操劳过度、感染瘟疫而丧生,为我国慈善、医疗事业奉献了生命。

五、医院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一)促进了西医学在西安乃至陕西地区的传播

20世纪初,西医学对于陕西社会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事物。医院早期免费施医送药,宣传防病和卫生知识,与社会各届建立良好的关系,树立了西医的良好信誉,从而为西医学的传播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它是具有开创性的。在医院创办以前,保守、封闭的陕西人民不愿接受西医,然而随着中医无法解决的问题在西医这里迎刃而解,越来越多的百姓主动前来就诊,这虽然与建院初期免费治疗有关,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疾病得到治愈。医院一时名声大作,周边地区如甘肃、河南、山西等地病人不远千里来到医院(当时兰州到西安需15天时间),而西安周边部分地区的官员也主要邀请医院医师在当地开办分院。此后,基督教、天主教在陕西医院、诊所,西医学广为认可,中国学生也越来越多地报考西医学科,为西医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促进了地方社会风俗的改良

西医传入以前,陕西的妇女是拒绝被男性医师看某些疾病的,特别是妇科病、生产。而医院在建立初期,面对的病人最多的就是难产妇女,起初她们以死抗拒,随着时间的推移、医师的劝服以及当地教友观念的逐渐改变,这些女性接受了医生治疗,因此医院在开办两年后,由起初16张床位的男性门诊部,改为16张男病床、16张女病床的两部分门诊来诊病。医院的出现,不仅改变了百姓仅接受中医的观念,也改变了女性治病意识,改善了女性健康状况,尤其是降低了生育中的危险率。

(三)融洽了基督教与地方社会的关系

基督教初到陕西时,被当地人视为异类,他们所称道的一切被视为妖言惑众,根本无人接受。随着教士办学、建医院、做慈善等深入民心事业的兴起,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尤其是革命期间,医院救死扶伤的工作以及医生们的付出,让当地百姓改变了看法,除上文所提及的为医师赠送牌匾、医院外,这些英籍医师在年前陆续离开中国、返回英国时,百姓多夹道欢送,表达感恩之情。除西安外,医院在延安等地建立的分院、诊所、戒毒所等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为当地人民称道,于地方*府也取得良好信誉,改善了基督教与地方社会、百姓的关系,为其传播教义提供了便利。

图一广仁(英华)医院早年照片

(左上:门诊部,右上:大门,左中:年护士学校合影,右中:年全院工作人员合影,左下:外籍医生宿舍东楼,右下:外籍医生宿舍西楼)

图二辛亥革命期间,医院帮助下成立的“医院”()

图三广仁(英华)医院内的陕西革命*伤员()

注释:

①伯驾受美国基督教差会的派遣来广州,成为基督教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医生,年11月4日,他在广州新豆栏街租赁医院。

②年初建时名“医院”,年改为“医院”。

③根据西安市档案馆《西安市私立基督教医院一九四九年工作报告》(档案编号:-2)和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年—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文庸、段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7年)等资料整理而成,详见文中表一。

④中华内地会是由英国人戴德生牧师于年创办的跨国家的基督教差会组织,年更名为海外基督使团。

⑤英国基督教浸礼宗派遣来陕的传教士,名其所设教会为“陕西英浸礼会”,年改名为“陕西中华基督教会”。

⑥陕西省*协存《陕西基督教部分资料》。

⑦分别是年成立的西安医院、年成立的陕西三原东关医院分院。资料来源: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第74卷《宗教志》,陕西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⑧年浸礼会在医院下附设高级护士职业学校。资料来源: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第72卷《卫生志》,陕西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⑨年由美国信义会在陕医院,原址在安康城内小北街。年停办。资料来源:李子珍、徐云涛、崔世民《基督教福音堂在安康活动始末》,载自《陕西*协文史资料》第1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⑩大荔诊疗所,年由瑞华会牧师柏信诚在大荔创办,五年间为多名妇女接生。该所于年停办,迁往上海。资料来源:大荔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大荔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内地会在陕西的诊所分别建于商洛丹凤县、宝鸡眉县、汉中地区。资料来源: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第74卷《宗教志》,陕西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年公理会在陕医院,医院有中、西医各一名,就诊者平均每天18人,所需资金由县各界募捐而来。资料来源:中共绥德县委史志编纂委员会《绥德县志》第15卷《体育卫生志》,三秦出版社,3年,第37页。

?年安息日会在陕西蒲城县东乡建三育诊疗所。资料来源:蒲城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蒲城县志》第25卷《体育与卫生》,中国人事出版社,年,第49页。

?商洛诊疗所,年由挪华盟会女传教士司务道在商洛商县创办,年停办。资料来源:高映明《基督教在陕西商洛地区活动概略》,载于《陕西*协文史资料》第1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西安市档案馆存:《医院历史发展概括及宗教、教会活动情况介绍》,编号-30。

?西安市档案馆存:《西安市私立基督教医院年工作报告》,档案编号-2。

?陕西同盟会为陕西起义*取的名称。

?刘玉卿《汉口普仁护士学校材料》,武汉市档案馆,案卷,年。

?东:潼关、华阴一线,西:乾州、凤翔、永寿一线。

参考文献:

[1]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中华续行委办会特别调查委员会.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7.

[3]王雪.基督教与陕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7.

[4]李因信.西安市基督教会历史简编[M].西安:西安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5]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西安市志——第六卷?科教文卫[M].西安:西安出版社,2.

[6]史红帅.西方人眼中的辛亥革命[M].西安:三秦出版社,.

[7]RichardGlover.HerbertStanleyJenkins,M.D.F.R.C.S.,MedicalMissionary,Shanxi,China:withSomeNoticesoftheWorkoftheBaptistMissionarySocietyinthatCountry[M].London:CareyPress,.

[8]JohnCharlesKeyte.ThePassingoftheDragon:theStoryoftheshanxiRevolutionandReliefExpedition[M].London:HodderandStoughton,.

[9](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0]FrederickBrothertonMeyer.MemorialsofCecilRobertsonofSianfu:MedicalMissionary[M].London:theCareyPress,.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资助项目青年基金《早期汉语圣经对勘研究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编号:16YJC

作者简介:王硕丰,西安外国语大学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直)

(本文原载于《西部学刊》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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