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王岐山
11月底，北京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王岐山用一贯的“双手抱拳”动作，向他的“北京班底”告别。中组部副部长沈跃跃在会上宣布，根据工作需要，中央决定王岐山不再兼任北京市市长职务。他高度评价了王岐山在北京市市长职位上的工作，认为王岐山为北京的改革发展和各项事业的进步殚精竭虑，辛勤工作，贡献了全部的智慧和力量。在此之前的十七届一中全会上，王岐山当选为中央*治局委员。多位相关人士预测，王岐山今后的主要任务或是主持与金融相关的工作。财经评论家水皮认为：“王岐山的从*经历说明他具备应对复杂金融局面的能力，有对付金融风险的经验，同时还具备必要的国际视线，对于资本市场有过直接的参与，而这恰恰是我们现在的管理层所欠缺的。”因此，对于投资者而言，王岐山值得期待。关心国计民生的“历史学者”公众更多熟悉王岐山，始于他临危受命抗击“非典”时。但事实上，从*20多年来，王岐山曾亲身经历非银行金融机构改革、广信破产案、海南烂尾楼处理等重大事件，是不折不扣的专业型官员。1988年，王岐山出任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下称“中农信”)总经理，堪称其“金融”从业之旅开始的重要标志。在此之前，他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室任实习研究员，在中央书记处农村*策研究室任研究员，并逐步担任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主任兼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以及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代所长、所长等职务。一位和王岐山有过接触的北京投资界人士对《第一财经》回忆，中农信的创建是王岐山独具眼光的一次作为。当时组建中农信的执照是中国首批非银行金融执照之一。组建中农信和王岐山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背景有关。在草创时期，王岐山发现中国有商业银行但没有投资银行，就农业领域而言只有农业银行，而没有为农业发展进行资金支持的金融机构。那段时间兴起的非金融机构，还有中信、光大、中创等。而从更大的背景看，当时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尚起步，中国资本市场建设刚刚开始。事实上，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时的王岐山，就开始对金融产生了兴趣。时任民国史室副主任朱信泉研究员曾对媒体回忆说，王岐山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兴趣却在现实的国计民生。朱信泉看过王岐山两篇关于经济问题论文的打印稿。身为领导的朱信泉并没有觉得王岐山写经济论文是“不务正业”，因为他认为“年轻人需要更多发展机会”，而“岐山在经济问题上有着独到的见解”。“当时，他们有三五个人关系非常不错，非常热衷谈论经济问题，经常在一起争论，写文章。”朱信泉回忆。确实，当时有一批年轻人眼光长远，聚焦在改革开放后的金融领域。当时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为主的*府部门，开始探讨建立中国资本市场的可行性。业内认为，1988年9月在北京万寿宾馆开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该会议是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的名义组织的，名为“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当时到会人士，其中就有时任中农信总经理的王岐山。其他人还包括时任央行副行长的刘鸿儒、中创公司总经理张晓彬，以及时任外贸部部长助理的周小川。多年以后，《证券市场周刊》总编方泉在一个讲述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会议上，称他们是“年轻的有先见头脑的金融官僚”。亲历金融改革非常时刻之后的几年间，王岐山先后在建行和央行担任高层职务。1989年11月，王岐山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副行长、*组成员。199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组成员，1994年起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96年改为“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在任建行行长期间，王岐山发起成立了后来在业界颇具影响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这也是建行和摩根士丹利合作成立的中国第一家合资投资银行。但两年之后，王岐山又离开了他创建的金融机构。1998年，王岐山出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由于发生了广信、粤海事件，王岐山以金融专家身份出任这一职务，是为协助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应对金融危机。在中国资本市场早期发展的10年中，金融制度很不完备，纰漏颇多。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就指出要严肃金融纪律，体现在广信事件中，对于广信资不抵债，中央*府和广东地方*府表态不会替其偿还债务。对此，身处事件处理前线的王岐山，必须耐心而巧妙地向债权人解释、斡旋。他详细地向债权人解释了窗口公司的概念，说明“窗口公司不是*府”，“以前可以(这么说)，现在不行了”。现实也引发了王岐山的思考。几年之后，他在一次公开场合演讲时说，广信破产后，即使有人还敢借用地方*府和部门的背景借债，也没有人敢借给他。这就建立了防范道德风险的机制。“这是我们付出代价换来的机制。”王岐山说。他还强调，中国金融要融入世界，必须由人治走向法制，由法规制度来裁判、监督、管理市场，建立起刚性约束机制；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必须确立法制精神，建立商业诚信原则。处理广信和粤海的案例，王岐山对金融法规建立的迫切性深有体会，此后他多次表达了这方面的观点。比如，“核心教训在于市场必须有法规制度刚性约束”，“建立法制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痛苦的过程，但唯有痛苦，才会真切感受到刚性约束的重要和必要”，等等。